人物简介
乔登江（1928.3.8-2015.5.8），江苏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核技术应用专家。
01 “我算是解放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1962年，乔登江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
主持人：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历程。
乔登江：我算是解放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我1948年就考入了金陵大学 (现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正好遇到院系调整，于是我就进了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担任助教。1954年底至1955年初，由于国内物理教师普遍理论水平不高，国家就请了一些苏联物理专家来培养理论物理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理论物理进修班，从各个师范学院调了很多物理青年助教、讲师和少数副教授去进修，主要是听课学习。当时南京师范学院选调的人是我，华东师范大学是胡瑶光，他后来担任过华师大物理系系主任。华东师大还有一位女同志，记不起名字了。他们的岁数稍微比我大一些，我们一起去北京进修物理，总共学习了两年半的时间。
本来应该是用一年半时间请苏联专家系统地给我们讲解理论物理课程，后来由于苏联专家生病，就先让中国物理专家、理论物理学老前辈张宗燧教授给我们上课。上了一年以后，苏联专家才来中国开始系统讲授理论物理，那位苏联专家叫苏式金。尽管此前我们已经学过一点俄文，但俄文课程还是听不懂，所以那时我们的课程进度比较慢，苏联专家讲解之后还需要翻译员进行翻译。在学习理论物理课程的同时，还有几位中国物理学的老前辈带领大家一起做研究工作。不过，当年的研究工作不多，研究氛围还未形成，大家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教书上。
1957年进修班结业后，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与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合并，江苏师范学院的物理系壮大了，我就调任到了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因为我是学理论物理的，回去后就教授理论物理的课程(四大力学)。除了教书以外，我还做些行政工作，担任物理系副系主任及党总支副书记。那时国内还没有成体系的物理研究工作，但我在北师大期间曾在张宗燧等老师的指导下做过一些研究，所以我极力推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可惜我在那儿的时间不长，加上当时研究风气尚未形成，从国家层面上说，国家对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的研究工作没有什么要求，所以老师们对研究工作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那时的师范大学还是以教书、培养中学教师为己任。我那时指导过的教师在校学习期间，也需要参加大量的实习。因此，我也会跑到常州、无锡等城市的有关学校去指导学生们的实习工作。实习学生站在讲台前上课，我们坐在下面听课，听完提改进意见。那时学生人数多，一个年级有五六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教学水平还是很高的。我那时一星期大概有八节课，因为大学教师要自己准备教材和教学内容，所以教学任务量也是不轻的。我当时编的教材就是把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串起来，一门物理课程从头学到尾。这个方法好不好呢?现在也不好说。但是这个方法后来没有做下去，因为课程内容直接由浅到很深的程度，学生恐怕难以接受消化。
在江苏师范学院教书的经历，对我个人而言，是颇有益处的。我在学完理论物理后又教了一遍，等于是把整个理论物理体系重新回顾一次，按照自己的理解复习了一遍。这为我以后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在苏州工作了六年半，从1957年9月到1963年3月，这段教书生涯夯实了我的理论物理基础，对我的成长很有好处。这段时间的研究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但毕竟是开始起步了，对研究入了门，后来我到军队就能直接进入研究，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上的教书匠。
02 “投笔从戎， 一定要为国家争口气”
2013年7月17日，乔登江在办公室接受档案馆访谈
乔登江：1963年3月，我被调入军队。当年全国一盘棋，各种科技专家都做了调整，譬如复旦大学的核物理、半导体物理都集中到北京去学，所以当时一批从全国各地来的核物理专业者会聚北大，同时也调入一批教授，这样我国的核物理和半导体专业就发展和成长得很快。
在我国，这两个专业都是起步早、起点高的。当时中央组织部调我去北京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将调入军队。3月份我安排好家人和学校课程后，4月初就去北京二机部八局报到了。八局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不是八局调你，是军队调你，你到总政治部招待所报到。
那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做什么”、“在哪里做”都不知道，急急忙忙地就赶到西直门那边的招待所，到了那儿之后，我碰到了程开甲。我和程开甲院士认识是在一次暑假突击学俄文的班上，我和他在一个组，但那时仅是认识不是很熟。程开甲50年代从英国留学回来，归国后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我猜想调我去部队，可能是程老的推荐，不过也不太确定，他也从来没有和我提过这事。
主持人：当时你是不是教学成绩很突出?
乔登江：突出也谈不上，但是那个时候年轻，也刚刚把所有的物理体系学完，精神状态很足，很用功。因为我们的学生时代受时局影响，我遇到程开甲时，他问我知不知道几个领域，如冲击波等。这和我们平时所学的体系完全不同，像这样专业的知识就是学物理的人也不常常接触到。我回答说我只是见过一些材料，有点了解，但还谈不上学问。因为程开甲很早就调到核工业单位，于是我大概明白调我到北京也是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在哪里做这项工作呢?原本大家计划在北京附近找个单位建立一个研究所。 因为还有一年多就要做试验了，时间很紧迫，而这时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此前有几个大学生先行抵达，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为没有领军人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的招待所里，程开甲带领我们探讨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所，要干哪几项事?怎么干法?后来决定将任务分解，委托全国各相关单位做，如国 防科大、 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等。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很少，仅是些策划方面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研究所，很多事情没法做，但研究工作开始起步了。
开始时只有我们二十几个人和少量的学生，1963年暑假开始，大批大学毕业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研究所一下子就壮大了。刚来的大学生们只有理论知识，对研究没有概念，无法下手。我们这抽调过去的二十几个人就成了骨干，各自带领一帮大学生开展研究。我当时任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领着一帮人选题、研究等。好在我们有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经验，重点课题还是由我们骨干亲自来做。
1964年我们正式开始试验，由于在北京附近没找到合适的地方，1965年我们远赴新疆戈壁滩，开始在那边扎根。我当时和家人通信的内容都是报平安，不涉及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甚至我们到核试验现场，场地的土壤和小石子都不允许带出，因为考虑到可能有些核素会落在上面。现代的技术完全可能通过这些核素分析出我们的研究内容。
主持人：您当时多久能回趟家?
乔登江：军队的规定是一年可以探亲一次，每次一个月。80年代开始，探亲时间有所放宽，每次达一个半月。1965年和1966年，新疆的房子都盖好了，我们也逐步搬进去，开始了在新疆20多年的研究生活。
在新疆的生活艰苦，基础生活条件差，水苦、缺蔬菜。每年5月份才有一点蔬菜供应，平常吃的都是菜窖里的菜，像萝卜、土豆之类的，见不到绿色。 就这样在新疆一直待到了1988年，1990年才正式离开。
我有两个孩子，本来我们生了老大后，就不想再生了，因为我们一直两地分居，我太太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上海，她还要在硅酸盐所上班。文革后，我们还是要了第二个孩子。老大和老二相差十岁。这么多年维持下来，我觉得她确实很不容易。1961年她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分配到上海硅酸盐所做研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再加上还要带孩子，很不容易。我自己一个人在新疆还可以，过集体生活，吃住不愁。
主持人：大家在新疆那样的生活环境下，是不是都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工作?
乔登江：1963年刚去的时候还不熟悉核领域，上面要求1964年就要做核试验，所以任务非常紧迫。尽管那时国家经济很困难，但还是下决心要做核试验。军队在这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相关人员都是军队从全国各地调到一块儿来的。我们那时赴新疆，人都是用货车拉过去的，沿途没有时间点，走走停停。
我们刚去新疆的时候，住着帐篷，夏天又闷又热，冬天又太冷，很多女同志都穿着棉袄盖着被子睡觉。虽然条件很艰苦，大家都对做成这项工作充满信心、斗志昂扬。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很清楚“强大”对于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两弹一星”精神的第一条就是爱国主义精神。那时个人工作生活条件差些，但我们都还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相互鼓励，迎头前进。大家面临的困难重重，两地分居、生活条件艰苦、接触陌生的工作领域，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在克服困难、专心工作，因为我们都秉持着“一定要为国家争口气”的坚定信念。
主持人：新疆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什么时候?
乔登江：1964年核试验成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就是震 惊中外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邓稼先他们研究武器，我们研究武器试验与使用。 从事这项工作的领军人物，如程开甲、邓稼先等，大都是海外留学归国的。这批人放弃国外优越的待遇，回到国内最艰苦的地方从事最具挑战的工作，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希望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持人：在做核研究的过程中，您会担心受到核危害吗?
乔登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受一点危害是不可能的，因为试验爆炸的范围大，我们只能说保证基本安全。当然外界会有一些猜想，邓稼先因患癌去世，可能是因为接触到了放射性物质。其实，放射性物质并不必然致病，它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也因人而异，与个人本身的身体状况有关。
03 “年纪越大，越想把研究做得更尖端”
乔登江手迹
主持人：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工作吧。
乔登江：“文革”后期，因为国家的核试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又再次被国家启用。当时，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很积极地投入到研究工作当中去，很有激情。我们每天一般工作到十一二点左右，把多年积累的知识整理成文，因为这对部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来战争一旦爆 发，靠的不是一篇篇文章，而是要靠这些研究成果生产出一些实用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是将来要在实战里面经受考验的。
我的第一本书差不多写了三年，共七八十万字，分别由科技出版社和国 防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写书的目的是想将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以及零散的材料归纳起来，形成一份系统性的文字资料，到时候希望别人能加以利用。核试验研究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尽管平时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一旦战争爆 发，它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才开始设置学位制度，培养国内授予学位的硕博士。我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带学生，带学生有一个优点，就是一开始就以做研究工作为中心。考入我们研究所的学生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经过几年的培养，他们就会在这个领域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入门。如果是从其他领域过来的，就比较不容易人门，因为毕竟他不是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了很多年，但是也可以有一个转化过程，这个转变倒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需要时间。
主持人：您1988年之后就回上海了吗?
乔登江：1988年我体检，发现自己患了肾癌，后来进行了手术，加上那时候我已经六十岁了，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部队想劝我回家过退休生活，一直呆在军队也不一定很合适。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来看，我还是想再多做一点工作。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至少对男同志来讲，精力还足以应付所有的工作，同时经历也比较丰富了，有了大量的积累，是有可能将研究做得更加尖端，所以要是一下子不工作了， 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我是1990年回到上海，当时我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也转到了上海警卫区的干修所。回来之后有些单位还很需要我，请我过去做一些工作，并且工作中产生的费用也负责帮我解决，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所以我还得以能继续做一些工作，当然工作的内容也是要求保密的。直到我1997年被评为院士，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过(二线工作，没有涉及当前一些核心机 密的一线工作)。当时申报院士也是在基地领导的支持鼓励下，也一次就评上了，这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总觉得这一辈子应该是为国家做了一些事。
现在回想那些工作，自己觉得也还很不容易。上海市委对科技干部的爱护还是做得很好的，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我被评为院士以后，上海市委组织部(专家局) 希望我能为上海的发展发挥些作用，被邀请到华东师大工作。我当时是很乐意的，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出身，又在北师大进修过，后来又在江苏师范学院教书，唯一的问题就是专业上的障碍，但实际上还不错。我们系的陈树德老师对生物电磁学研究了很多年，取得了很多成果，我觉得自己还能在这个领域发挥一些作用，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些与军队有关的实验室或者项目等。
主持人：您从1999年到华东师大，也有十多年了，主要都从事哪些研究工作?
乔登江：主要是从事生物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就是利用光学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电磁学，是比较基础的研究。同时也带一些学生(基本上是博士生)，平时跟他们讨论讨论，听听他们的想法。
主持人：您能给学校的研究生提一些建议吗?
乔登江：工作和其他的研究有一点差异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纵向任务的，是按照国家要求进行的，少部分也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就是说自己的创新或发挥作用是在纵向任务的大背景下的某一个分支进行的，因此我们的作用是怎样使国家下达的任务圆满完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所创新，而且不是一个人去奋斗，需要一个团队共同进行，我们当时重要的课题都是若干人在做。
而现在的研究生和我们是有区别的，不仅仅是纵向任务的问题，还必须在老师提出的课题中有所发展，自己要建一棵树，这有点难度。比如我们研究生期间，老师出一个题目，完全是要求你自己去把握。如果老师在如何做研究上都安排好了，即使做出成果了，它对人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小的，将来走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是很难适应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课题中自己去安排计划，寻找方法，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安排自己的工作，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而学生们在“自己建树”方面的能力上还有所欠缺，尤其我们的本科生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比如我的导师在英国留学时有一位同窗，他的导师叫Fowler, 是有名的物理学家。学生在做他提出的课题过程中，曾经问到Fowler 教授，这个课题应该怎么去展开，但是教授有些生气 地告诉学生，怎么做应该是你自己需要去思考的，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来替你思考出方法。
从这其中，我们也就可以明白，老师给学生提出一个课题，只是把学生引进门， 而怎么去进行这个课题，必须靠个人的修行，需要做什么事情自己去安排计划，遇到什么问题，应该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想办法怎样去将那棵树建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是具有创造性的。反之，如果完全依靠导师，作为硕士生也许可以，但作为博士生是行不通的。依靠导师指导，让导师告诉你应该如何去进行一项研究，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出色，但是缺少了自己的东西，顶多只能算是良好，算不上优。
口述时间：2013年7月17日
口述地点：华东师大普陀校区理科楼
图文载于 | 《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
编辑 | 朱紫赫、胡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