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亲历了祖国75年的巨大变化，目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深感喜悦和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我深切体会到，从上海市禽蛋一厂的普通工人成长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是党和人民的培养，是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杰出的思想家，是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和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写《资本论》花费了毕生精力，而我学习和讲解《资本论》也近六十年了。我深切体会到，《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力量源泉。可以说，我的学术成果都是运用《资本论》的科学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结晶。马克思的“一本政经”使我一生受益。回顾我的成长经历，确实与《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大概是初中二三年级，就十分敬仰和崇拜马克思，就有了学习《资本论》的愿望和要求。在课余时间，我曾多次打开《资本论》，试图读懂它，可是常因阅读上的障碍而被迫中断。愿望与能力产生激烈的冲撞，但是每次反复都使我向前迈进了一步。当我捧着厚厚的《资本论》走上大学讲台时，深深感受到第一次攻读《资本论》的重要。如果没有初始的朦胧，哪有今朝的清晰？鉴于自己的经历，我总想为中学生写一本通俗的经济学读物，使他们免受我初学时的艰难。后来应上海中学唐盛昌校长的邀请，由我和陈绮老师编写出版了上海中学的经济学教材，也算了却了我的心愿。
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老三届”升学的机会，1968年我被分配到禽蛋一厂当工人。一直到恢复高考，我在工厂度过将近十年，此间我也没有间断《资本论》的学习。先是在工厂的理论队伍中，组织大家研读《资本论》，记得当时经常为了一句话的理解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后来，“七·二一”工人大学里开设了《资本论》课程，由我主讲。虽然我对《资本论》的理解很肤浅，但是工人们的文化程度更低，我的讲解还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更有趣的是，当时的娱乐活动较少，我和爱人在谈恋爱时，约好星期天早晨，带着《资本论》到虹口公园，坐在湖边的长凳上边学边谈。正是在学习《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们的爱情得到升华，我们也因此被人戏称为最有“资本”的一对。
恢复高考后，我作为首届大学生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当时开设的课程不仅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有《资本论》原著。许多同学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知识，因此感到学习很困难，我就给他们开讲座、上辅导课，因此得到好评。在不自觉中锻炼出来的教学能力，是我能够进入高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的重要原因。多年后，我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遇到《资本论》研究的专家、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担任我的导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对《资本论》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不仅理解了《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深刻内涵，而且理解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后来，我对《资本论》研究的深化和论文、专著质量的提高都与此有关。
我毕业后进入上海第二教育学院（1998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一直在高校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论》原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课程。在此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把教学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作为科研的重点加以研究和解决；同时，把科研的创新成果作为新鲜内容融入讲课中，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我的第一本专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是在教学和科研结合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于1997年出版，并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1995-1997年）评选中，获著作类三等奖。此外，我撰写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三十几部专著和教材，发表论文150余篇。
2005年我和爱人到英国牛津去看望出国留学的女儿，据说马克思安葬在伦敦北部的公墓里。虽然我们在伦敦逗留的时间很短，但是考虑到我对马克思的崇敬，爱人和女儿还是决定陪我去瞻仰马克思。由于路途较远，加上人地生疏，因而要不断问路。热情的英国“绅士”不仅耐心给我们指路，甚至为我们带路，告别时还幽默地说上一句：“见到马克思，别忘了替我向他问好！”可见，英国普通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马克思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可以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若干年后，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将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使马克思的预言成为现实。
退休后，我参与了老教授协会、关工委和老年理论小组的工作，担任了上海市经济学会市场经济专委会主任和生产力学会的顾问，继续在学习和宣传《资本论》中发挥作用。我的专著《中国经济两重性和相容性研究》，被评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度十大图书，并获得中国生产力学会优秀理论成果奖。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每天写一篇微信短文，合计写了50篇。写完后，我发现可以归纳为4个专题，于是就将它们写成4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征文中获得最佳论文奖。新作《共同富裕的经济规律及其制度》一书，得到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精品力作项目的资助，于2024年8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实现了从普通工人到大学教授的转变。感激党和人民的培养，感恩《资本论》的引导，感谢新时代的激励。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余热。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