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是我青年时代工作过的一块圣地。我在那里度过十二个春秋，离开已有57年，但我总是时常想起它，每当我想起时，脑海中就出现了我最崇敬的首任校长孟宪承先生。
20世纪50年代，我抗美援朝回国，转业到华东师大，荣幸成为孟宪承校长的秘书，他赤胆忠心的爱国热情、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让我深受教育。
孟宪承在1918年至1921年曾到美、英两国留学，学习勤奋刻苦，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毕业后他熟练掌握了西方教育学、教育史、哲学，两校认定他是超常人才，以高薪聘任他留校工作，但他毅然回绝，对校方说：“到贵校学习，不是为个人得到财富，而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回国后，他曾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五所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解放后，国家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1951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曾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于孟宪承校长对中国教育事业有巨大贡献，他被评为全国著名教育家。他著书立说60多种，论文无数。他编写了《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史》，为世界教育史填补了空白。
孟宪承担任华东师大校长不久，学校发展迅速，成绩卓越，在全国就有了知名度，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
孟宪承校长有领导大学的睿智。他作为一校之长，能够充分调动领导班子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他十分信任、尊重领导班子中的每个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他认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党委的坚强领导；具有超凡才能的第一副校长孙陶林主持行政工作；其他副校长廖世承、刘佛年、李锐夫都是从国外留学、工作回来的教育专家，担当起了教学领导工作。他大胆放手，让大家各尽其能，各司其责，并授予他们工作决定权。他曾说：“我相信，君忙臣闲，治国必乱，君闲臣忙，治国必安。一个学校也同样，一把手不相信手下人，凡事必躬亲，学校是不可能办好的。我有这么多优秀强悍的助手，只要注意发挥他们的潜力，学校是一定能办好的。”
孟宪承校长把工作时间安排得井然有序，规定每周一、三、五上午到办公室办公，每周参加一次校长集体办公会，两周参加一次行政会，每学期参加一次校务委员会。学校重大问题都是事先经过校长集体办公会议讨论的。他要求我提前三天到机关各处询问处长，有哪些重大问题要向他请示决定，让我向他汇报，他总是认真准备要提出的意见。到开会时，他让主管部门领导先发言，然后请到会者各抒己见，最后，他将每个人的意见高度概括融入他准备的发言中，作为最后的结论。到会者参与了最终决定，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主持下的校长集体办公会议充分体现出一种民主集中精神。
孟宪承校长是守时、惜时的楷模。十二年中，我看到他参加任何会议，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如八点钟开会，他总是准八点进入会场。他认为若开会不按时，最浪费时间，要大家按时，首先得自己做出表率。他在会议上发言也十分注意节省时间，语言简练，从不讲多余的话。平时同事向他请示工作，他的回答语言亦极简练。孙陶林副校长和他商议学校总的经费开支，他只说，尽力缩减行政开支，重点放在教学、科研上；和他商议聘任教师时，他只说，力争吸收从国外回归、爱国、知识渊博的，宁缺毋滥。
孟宪承校长约有三分之一的白天时间和夜间时间是在勤奋读书、著书立说、给研究生上课。他读书特别认真仔细，我看到他读过的书，几乎都折叠着书角，并用各种颜色的笔画横线，做记号，在许多书页边上写批注，还在有些地方打问号。画横线的目的是让他可以较快地在书内找到他著书或给研究生讲课时所需要的内容。他读书勤于思考，当他离开书桌，在房内漫步时，就是在思考，回到书桌前稍坐，就把漫步时所想到的内容写在笔记上。他的夫人告诉我，他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白天读，晚上三更半夜还起来写，她担心他长此以往会得病，让我劝劝他。我转身就对孟校长说：“夜间要休息，不然太伤身体了。”但他回答说：“夜深 人静时思考是无上乐事，灵感上来时就按捺不住要握笔了。”
他对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著作，对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的著作熟透，很多警句似乎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他与人说话引经据典，脱口而出。他常重温西方许多古代、现代教育理论，对于美国、英国、苏联的著作，他读的都是原著作外文本。他读书不但深刻领会其真谛，而且有创见，这都充分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大学教育》《西洋古代教育》等著作中。
孟宪承校长每周二、周四上午给研究生上课，夜间备课。他对研究生除传授知识外，更注意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他叮嘱学生：“你们应是为中华强盛而读书，应将自己学到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而绝不能作为个人获取名利、荣誉的享受。读书要刻苦认真，踏踏实实，融会贯通。圣人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博古可以通今，溯源方能及本，不要没有搞清楚就乱批判、人云亦云。”他培养的研究生个个品德高尚、信念坚定，都在教育战线上担任重任，有的任学院院长，有的任博士生导师，有的任大学教授，都实现了孟宪承校长的期望。
孟宪承校长生活俭朴，作风廉洁。他节衣缩食，平日只穿旧布衣、布鞋，十二年中，我只见过他添置了两套藏青色中山装、一双黑皮鞋，其中一套中山装和那双黑皮鞋是留着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才穿的。他平时用餐只一小碟咸菜，一菜一汤。有一天，苏联专家杰普莉卡娅突然提出要到他家看看，当时我感到疑惑，问孟校长：“她在办公室能常和你见面，为何要到你家呢？”孟校长猜测说：“她到中国什么都想看看，她是为了看看东方古典女子形象，想看孟师母吧。”当她看到孟师母穿着那么朴素，又看到孟校长卧室中只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外屋中一个长方桌、几个木板凳时，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这么著名的教育家，又是大学校长，家中竟是如此简朴，令人敬佩。”
孟宪承校长廉洁奉公。私事外出，一向不准我给他派用公车。他办公桌左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着公用信纸、信封，右边放着他自己花钱买的信纸、信封，连公家一张纸、一个信封都不占用，更没有让学校花一分钱招待过他的客人。
1964年，组织上照顾我的家庭，调我去东北工作。临走前一天，孟宪承校长带着孟师母到我家，对我说：“吕秘书，明天你要走了，我们不能到火车站送你，今天我们就先来送行了。”我顿时感到不好意思，也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好，急忙就说：“孟校长，我工作做得不好，你总是对我那么宽容，从不批评我，还来送我。”他客气地说：“你工作细心、按时，我留你跟我十二年，如今，为你们家庭团聚调走，我也不能再挽留了。祝你一路顺风，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努力工作，业余时间多读书，有机会回上海来家看看。”于是，他便与我握手告别了。
华东师大能够发展成为如今这所宏大、新型、现代化的大学，我们华东师大人都认为，这与首任校长孟宪承当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他的贡献深深刻在华东师大人心中。师生们为他在校园内树立了一座铜像，在建校70周年校庆时又为他设立展览馆，以作永久的怀念。
（作者于1952-1964年曾任孟宪承先生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