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教授上世纪50年代即被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卷》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并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2018年，荣膺首批“上海社科大师”称号。
上世纪80年代，我先后任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史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常去师大一村448号向吴先生请示汇报。那段岁月，先生的家是雾夜里一盏不熄的灯，替初航的我标出第一颗子午星。
先生家陈设简朴，四壁书阵森然，经史子集肃然壁立。二十四史尤为矜重——紫檀匣如古制深衣，匣面鎏金书名，一史一匣，既护卷帙千年之寿，亦存青史一缕精魂。泛黄书页间淡香浮动的，分明是先生与青灯霜雪相对而坐的漫长岁月。
每次我去，他都先笑着叫我坐下，自己却不落座。寒暄间，伸伸手臂，活动筋骨。我原本绷着的那根弦，立马就松了。闲谈时，他尤喜以譬喻阐理，如用“马克思主义走进孔庙”，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然而，讲得最多的，还是他亲身经历的往事。那些故事，宛如一部史诗，让我每每屏息。
先生说，我原名吴瑶青，1913年生于常州武进蠡河镇荷花坝村。家贫，少时见佃农终岁劳作，而年终所剩无几，大半收成竟归地主。那些场景深深刺痛了我，心中遂埋下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种子。
先生多次说，我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是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每说到此处，他声音低下去，像从胸腔深处缓缓托出：母亲每至清明，便在昏黄油灯下剪“挂白”（也称挂五或挂青），将一串串挂白卖得铜钿，换成学费。说到母亲剪挂白，先生喉间一紧，目光破窗而出，似越数十载烟尘，重见那盏油灯下母亲弯如残月的脊背。那种贫困的家庭生活，让先生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也使他对社会的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七岁那年，先生入私塾开蒙。几年后，新式学堂在苏南兴起，他遂走出村塾，先后就读于无锡、常州的小学和中学。1930 年夏，考入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先生回忆道：“我在上海读高中时，已接触到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等左翼著作，对当时农村土地问题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有了更深认识。”
1933年9月，先生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吕振羽的影响下，他系统研读经典，逐步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34年撰写了题为《一年来国际经济的回顾与展望》的论文。之后，逐渐转向史学研究，专注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与实证问题，陆续发表了《殷代社会经济研究》《夏代家长制奴隶制经济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总批判》等论文。
先生追求进步，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翌年，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先生回忆道：“我曾自撰一副春联贴于大门——上联：头颅铸成平等果；下联：铁血爆 发自由花；横批：还我河山。一腔青年血，至今思之犹热。”也正是这一时期，深重的民族灾难促使他确立了“史学研究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后，吴先生从中国大学毕业，随 即回到老家常州，与同学创办《抗敌导报》，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然而，因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从沪淞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文忤当局，被捕下狱。出狱后再撰《常州沦陷前后与其血底的教训》《发动广泛的民族游击战》等文，锋芒不减。1938年春辗转抵渝，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大夏大学。为呼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笔为枪，在史学阵地痛斥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史观，相继发表《中国人种起源论》《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等檄文。期间，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先生曾言：“重庆虽为陪都，仍难逃日机狂轰滥炸。兵荒马乱中，学术研究何其艰难！”空袭警报响起时，众人多携细软奔入防空洞，唯先生背负两袋书籍和书稿，路人皆侧目。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吴泽来到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任教，次年随校迁回上海。1946年10月，经翦伯赞、华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奉命以地下党员身份坚守讲坛。
内战期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校内特务活动猖獗。先生毫无惧色，从未退缩。他利用讲坛宣传进步思想，激励学生反内战。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下“梁山何在？”借《水浒》隐喻革命道路。话犹未了，一名三青团学生溜出告密。顷刻，一位进步学生匆匆赶来报信：“吴先生快走，特务来抓您了！”先生趁课间由文史楼侧门从容离去。那一刻，他的勇敢与坚定，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深深铭刻在学生们心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先生参与接收大夏大学，任校务委员、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对我说：“师资队伍既是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其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先生的努力下，华东师大历史系汇聚了一批史学界的著名教授，如吕思勉、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王养冲、陈旭麓、郭圣铭、束世徵、夏冬元等，一时传为佳话。士林遂有“比复旦还强”之说。
八十年代末，我向先生说起要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先生拍案称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值得研究。它历史悠久，制度严密，尤其历代遣御史巡察之制，足资今人借鉴。”书稿粗就，先生不辞年高体弱，欣然作序，竟至万言。那篇序言不仅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学术生涯的巨大鼓舞。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而音容宛在。每当我翻检旧书，见那篇万言序，仍觉血脉如潮——那是先生擎与后学的一炬星火，破暗穿岚，长明不灭。
吴泽先生晚年总结一生治学，只寥寥数语：“治史者须‘由今知古’，尤贵‘通古今以指点江山，明未来而经纬天地’。”斯言如炬，至今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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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永明，男195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成所退休教师，长期从事历史学、人才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